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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生無非就是:生老病死,票子房子

作者:新經典 2018-10-10 文化 评论

原標題:這一生無非就是:生老病死,票子房子

本文共2613個字,閱讀需要6分鐘

建議讀完跟街道王大媽嘮個嗑

很多人引過格雷厄姆·格林的說法,寫作者的前二十年涵蓋瞭其全部經驗,餘下的歲月則是在觀察。他認為寫作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時期觀察世界,一生隻有一次。而其整個寫作生涯,就是努力用人們共有的“龐大公共世界”,來解說其私人世界。

我曾在領北方朋友立場毛重遊我的兒時故地時,討論過類似的話題。他看著半拆半建的老城區,認為我們之間的區別或許在於經驗和知識的獲取順序上。對我而言,確實是經驗在前,知識在後的。

八九十年代,人們從弄堂搬進單元樓,逼仄的螺旋式空間變為敞亮的兩室一廳,這是一種令人興奮的居住更新體驗。然而很快地,人們又匆忙搬出單元樓,去往更高的公寓,更大的戶型。於是小區成瞭老小區,工人新村成瞭舊新村,留下來的,多是老人、窮人,以及外來務工的新居民,這構成瞭舊型社區在新世紀的鋼筋水泥,也恰好代表著三種不容忽視的社會角色:衰敗的工人群體,日益龐大的老齡化群體,以及低收入的外來務工群體。

他們共生於一處,以遲緩的腳步追趕城市瘋狂的發展速度,吞吐著代際內部的消化不良,接受一輪一輪的改造,也等待著隨時可能降臨的淘汰,這使得舊社區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、時代感更加五味雜陳——它屬於歷史與空間的糾纏,既是連貫的,也是破碎的。它看似沉睡的軀殼裡不停歇地湧動著復雜的事件、關系和情緒,而這些無不是基於老子、兒子、房子、票子,基於遍地皆是的生老病死。

我的經驗,就在這些老社區裡。

我的寫作從童年模糊的弄堂、河岸記憶中走出來之後,就一頭紮進瞭這個獨立於“鄉村”和“都市”之外的半新不舊的空間。它來自小城市平民階層所創造的熟人社會。它的容量是龐大的,存在感卻不相符地異常低下。我希望給予它一種真實、細致且平視的呈現,大約就是沈從文告給汪曾祺的“貼著寫”。

最初是寫一對在馬路口給人補衣服修傘的老夫妻,打賭房子不會拆遷的故事(《預言》)。接著寫一個小區看門人(《小官》),是當作平民英雄來寫的。過瞭幾年發現,去看這個空間內群體生活的凋敝,遠比追溯往日的榮光和真善更要緊,便決意再寫看門人的故事(《小官的故事》),偷吃狗肉,被年輕人打,去美容店,這時“街道英雄”的反英雄元素已經顯現瞭。此後接連寫瞭二十來個“街道英雄”,有人,有動物,清一色都叫“××的故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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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棋牌室常客(《麻將的故事》),彩票店玩傢,比如賣水果(《水果攤故事》),賣菜的(《老菜皮》),做早點的(《阿祥早點鋪》),開雜貨店的,五金鋪的(《阿金的故事》),剃頭店的。比如跳廣場舞的,協管社區雜務的(《美芬的故事》)。他們大多是下崗再就業或退休工人,離開瞭單位制的依附,努力營生或渾渾度日。所謂“男保女超”,男的當保安,女的打超市零工,說的就是這一批老居民的生存狀況。

再如環衛工人,送牛奶工(《光明的故事》),以及老知青(《春光的故事》),是熟人空間裡操持別種語言的特殊角色,他們所擁有的地域文化和氣質,比如吃苦耐勞或孤高自傲,不時與外部環境產生互動,有些融入其中,有些仍在適應,但確已歸屬於本地空間內瞭。新舊、出入之間的變化關系,十分有趣。

當然我最感興趣的仍是老年人群體。一來老年人同小孩似的,本身具有相當大的創造性和可能性,二來這也是老齡化社會必將面臨的問題。比如務農的老人無處可勞作(《百步一座橋》),紮堆閑聊的和疲於奔命的兩廂對比(《老馬的故事》),撿垃圾成癮(《阿明的故事》),病痛中的懺悔與冒險(《偷桃換李記》),等等。其中涉及到的養老、代際和歷史包袱,無不出自皺紋和拐杖之中,並催生出另一類有關動物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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